1957年9月，在被阻止进入小石城种族隔离的中心高中后，“小石城九人组”成立了一个学习小组。“小石城事件”是美国种族隔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美国民权运动的重要契机。（视觉中国 图）

　　“如何创造历史？”一个大哉问被置于美国的中学生面前。抛出这样的一个问题的人是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韦斯特·戴维森（James West Davidson），他一点也不觉得对于中学生来说，这样的一个问题显得过于宏大。戴维森的多部关于美国的通史著作被很多美国高中选为历史科目的教材，他惯于向学生们提出这样的思考：创造历史是伟人的专利吗？普通人如何创造历史？

　　戴维森经常会引用一位“伟人”和一位普通人的个人成长史。成长于大萧条时期的小男孩迈克尔·金因为在图书馆读到一本梭罗的《论公民的不服从》，引发了他进一步的思考：公民是否有可能正当地违反国家法律？多年后，小男孩长大成人，改名为马丁·路德·金，成为了民权运动最重要的领袖。

　　还有一位叫巴伦蒂内·温塔兰的菲律宾青年，二战时被日本俘虏，加入了臭名昭著的“巴丹死亡行军”，但他曾读过一本关于“一战”的书，预感这不是什么行军，而将是恐怖的地狱。他下定逃跑的决心，尝试了四次，终于逃出了日本人的魔掌，回到自己的村庄。战争结束后，青年移居美国。多年后，他的女儿嫁给了詹姆斯·韦斯特·戴维森。

　　乍看起来，这些年轻人在作出改变自身和社会命运的决定时，都和曾读过某本书有关，但是“这似乎太天真了，过人的心智、决心和超拔的坚韧缺一不可。”戴维森说。“他们都利用自己的历史知识创造了历史。我们借以自指的身份，其实不外乎一部关于自身的历史，这部历史由我们做过的事、到过的地方和读过的书构成。”他在《美国小史》中写道。这本书是很多美国中学的历史教材，影响着数百万美国青年，最近本书的中译新版出版，南方周末记者借此机会与他讨论了美国平权运动的过往与现状、美国总统的权力等问题。

　　“我给出的答案是我们大家可以用生命创造历史。”戴维森对中学生们说，“用生命创造历史也就是用行动创造历史，这要求我们大家都知道自己从何而来，因为过去塑造了我们每一个人。”这成为了戴维森历史写作的起点。对他来说，历史并不是故纸堆里的逝去之物，而是一种可以被随时激活的活跃因子——只要它还在我们的记忆里，我们就能利用历史来创造新的历史。

　　薄薄一册《美国小史》，却讲完了美国500年历史，戴维森对于历史事件的选择标准，不是去掉细节、保留枝干，相反地，他保留了相当多极为微小的人物细节，对某些大事则一笔带过——这其实是他在寻找美国历史中的“活跃因子”，那些对当代美国人最有触动的细节与人物。比如戴维森是一个坚定的拥护美国社会多元化的学者，他对多元族群的历史便特别留意，“一个好的历史叙述不应该说教，它应该公平、清晰地呈现美国人民多元化的历史。”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对于美国的现实问题，戴维森谈得不多。发给戴维森的采访提纲中，有一部分问题是关于贸易摩擦与自由贸易的，比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一直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它也一直在推动自由贸易。然而最近几十年来，全球化在美国的影响似乎变得更加复杂，全球化带来的收益在美国的不同人群间造成了分配的不平衡，由此引发了‘去全球化’的潮流，像美国一样，‘去全球化’趋势在某些国家也逐渐抬头，你觉得这一潮流会将世界历史带向何方？”

　　这一类问题戴维森都没有作答，他在回复的邮件中解释：“我决定放弃回答关于自由贸易的部分，因为这并不是我的专长，其他学者可能会提供更有说服力的回答。显然，考虑到即将上任的特朗普政府（采访时特朗普还未上台），关税问题变得尤为重要，但在我看来，我们还需要等待特朗普的实际行动。他的政策可能会破坏全球经济的稳定，同时也可能影响他自己的目标，而他似乎并未真正理解这一点。最终如何发展，时间会给出答案。”

　　詹姆斯·韦斯特·戴维森，美国历史学家，耶鲁大学美国史博士，名下有多部历史专著和教材，数百万美国学生从他撰写或合著的教科书中学习美国历史。（受访者供图）

　　南方周末：很多保守派批评美国的这一轮平权运动走得过于激进（如近年的“黑命贵”运动等），以至于引起了普通人的逆反，你是否认同这样的观点？

　　戴维森：你所描述的现象是改革运动中自然发生的一部分社会进程。让我们回到1960年代，看看民权运动（civil rights movement）——或者我应该说是这些民权运动（civil rights movements，复数）的历史：因为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南方基督教领导同盟（SCLC）比青年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更保守，于是SNCC的领导人斯托克利·卡迈克尔拒绝了金的策略，“我们已经说了六年的‘自由’，但是我们什么都没有得到。现在我们要说的是‘黑人力量’！”卡迈克尔抱怨说；马尔科姆·X的立场更加激进，他拒绝将融入主流社会作为目标，而是推动独立的黑人民族主义；还有比马尔科姆·X更激进的是黑豹党成员，他们武装自己，与白人警察进行枪战。

　　当时，许多你可能称之为“普通民众”的人是反对这些改革运动的。在1950年代，许多美国南方的白人坚信种族隔离，特别是在学校里。即便是像艾森豪威尔总统这样的温和派，尽管他支持种族融合，但也认为改革无法成功。“这些观念根深蒂固，”他争辩道，“而那种试图通过武力来解决问题的人简直是疯子。”但改革者依然继续推动改革。公众虽然拒绝了最激进的运动，但经过不断的宣言、和抗议，这些改革团体最终改变了社会的态度。今天所谓的“普通民众”已经接受了种族融合的学校作为生活的一部分。

　　这就是改革的方式。许多团体会出现，其中一些比其他团体更为激进。保守派最初拒绝改革——尤其是那些最激进团体的要求。但经过十到十五年的时间，改革者改变了参考的框架：改变了人们认为可能、合理甚至正常的事物。这种变化也会发生在像“黑命贵”运动等改革团体中。

　　南方周末：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进步运动”给美国留下了丰富的遗产，比如工会的成长、妇女投票权，你觉得美国新一轮平权运动将给未来留下的遗产是什么？

　　戴维森：工会斗争和妇女选举权的争取是持续了超过半个世纪的斗争——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而不仅仅是进步运动时代的一部分。过去十到二十年提出的平权问题，可能也需要同样长的时间来成熟并产生成果，这使得预测改革者的成就变得困难。反性别歧视活动揭示了职场上普遍存在的性骚扰问题，并推动了立法，使得隐瞒性侵案件变得更加困难，也使得隐瞒的成本变得更高。“黑命贵”倡导者寻求改革刑事司法系统中的不平等现象，旨在减少黑人被监禁、殴打或杀害的比例。无论当前政府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我预计这些改革者会继续推进他们的事业。但我们可能要等十年或二十年才能看到他们的成果。

　　南方周末：从更长的历史时段来看的话，美国的平权运动经历了多个阶段，从废奴运动到民权运动，再到当代的平权倡议。你认为这些事件之间最大的历史连续性是什么？

　　戴维森：这些运动之间的连续性源自美国国会于1776年发布的一份基础性文件《独立宣言》，在宣言中，一种强烈的情感被大胆地表达出来——它宣称“人人生而平等”，回头看，这样的宣言显得像是空想，甚至是一种提出这项声明的人的虚伪姿态。难道女性和男性不是平等的吗？然而，她们并没有被允许投票。那么，奴隶制下的非裔美国人呢？他们也并没有得到平等的待遇。所有这一切都是事实——但正如我在书中所说的，美国建国八十多年后，亚伯拉罕·林肯指出，国会在“为争取国家独立而进行斗争的压力下”，竟然将这个关于所有人的真理写入独立宣言，这一点尤其令人惊讶。林肯坚称，国家的创始人将平等作为“标准”，这个标准“应该为所有人熟知，并为所有人敬仰……不断地努力实现，尽管永远无法完全实现……但应始终扩展并深化其影响”。美国历史中的不同改革运动一直在努力加深和扩展这一平等的原则。

　　南方周末：在研究和撰写关于平权运动的历史时，你如何平衡不同群体的视角？比如奴隶的视角与奴隶主的视角、当代支持堕胎者与反对堕胎者的视角？

　　戴维森：我尽力让读者站在美国历史中各个角色的角度去思考——不是为了辩解或站队，而是为了让读者清楚地了解每个人在历史中的处境。比如奴隶与奴隶主的视角：

　　奴隶制是如何塑造南方的？对于其中三分之一的民众——奴隶来说，这个问题非常容易回答。奴隶制迫使他们从黎明到黄昏度日如年，当种植园的钟声在凌晨3:30响起时，太阳还未升起，你是否起床工作，清楚自己要到晚上9点才能回到宿舍？或者你太累了，睡过了头，结果被打了二十鞭子？也许你逃跑了，但猎狗会追捕你。奴隶奥克塔夫·约翰逊（Octave Johnson）逃跑了——他深入路易斯安那州的沼泽地，与其他六十个逃跑的奴隶一起存活了一年多。

　　种植园主也面临着自己的日常决策。你如何对待你的人类“财产”？你是否避免最严厉的惩罚，希望你的奴隶会更加忠诚？还是你雇佣一个眼神冷酷的看管人，他挥鞭子时毫不犹豫？如果你是基督徒，是否让奴隶去教堂？如果一对奴隶情侣想结婚，是否允许他们举行婚礼？（大多数种植园主不允许。）你是否让奴隶学习阅读？——奴隶州法律禁止这样做。毕竟，一个会阅读的奴隶“将难以保持原样”，正如一位奴隶主所指出的，“这会永远让他不适合做奴隶。”那个奴隶主说得对，因为他一个最聪明的奴隶学会了读书，最终逃到了北方，成为了著名的反奴隶制斗士。那个人就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

　　至于堕胎问题，我在书中并没有讨论。我是否应该讨论？在写这样一本简短的历史时，我不得不不断作出决定，选择哪些内容值得纳入。不可避免地，不同的作者会作出不同的选择。

　　南方周末：近年来，关于“取消文化”和“政治正确”的辩论愈演愈烈，你如何看待这些现象，它们是向更公平社会迈出的必要步骤吗？

　　戴维森：取消文化和政治正确是相对较新的术语，用来描述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的行为。改革者通常通过对个人或公司施加经济压力，来改变他们认为抗拒变革的社会。18世纪70年代的美国殖民者通过拒绝购买英国产品，来“取消”英国产品，以抗议英国内阁通过税收手段提高商品价格。这些施压手段中，有些成功了，有些无效，也有一些主要是象征性的。

　　在当代，多年来尝试着改变对某些群体所施加的贬损标签，这些例子是政治正确的一种体现。比如，爱斯基摩人（Eskimo）曾是一些印第安人对北方土著人民的贬称，意思是“吃生肉的人”。今天我们称他们为因纽特人（Inuit），这是他们自己给自己的名字。类似地，所谓的清教徒（Puritans）也始终未能摆脱这个讽刺性称呼。无论你是激进的改革者，还是坚定的保守派，都会自然地希望用一个体现自己价值观的名称来定义自己的群体。19世纪40年代的保守派排外主义者自称为“美国党”，他们的对手称他们为“无知的人”。

　　南方周末：在你看来，美国总统在推动民权运动中的角色是主动领导还是更多地反映了社会压力？20世纪上半叶的进步运动，在林登·约翰逊总统卸任之后，就渐渐走向了保守。随着特朗普的再次当选，过去几十年间的平权运动是否也会在这个时代走向尾声？

　　戴维森：改革的动力几乎总是自下而上推动。1960年代民权运动的源头就是公民团体，而不是联邦政府或州政府。艾森豪威尔总统和肯尼迪总统都没有率先推动民权立法，而是由马丁·路德·金领导的南方基督教领导同盟（SCLC）和青年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等团体发起，甚至是个人自发行动。

　　这一点在林肯身上也得到了印证。他坚决反对奴隶制，但在南北战争爆发时，他愿意承诺执行《逃亡奴隶法》，并推动宪法修正案以保证奴隶制在已存在的州永不被废除——前提是南方各州不脱离联邦。对林肯而言，维护联邦的统一是首要目标。但随着战争的推进，解放奴隶逐渐成为一个明确的目标，最终成为一项成就。因此，即使特朗普政府和更加保守的国会阻止立法改革，民权组织也会继续施加压力。这是整个美国历史的模式。

　　南方周末：评价一位总统的标准总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这些变化的脉络是怎样的？比如历史叙事难免会受到现实政治的影响，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一动态的变化？

　　戴维森：评估总统的标准确实随着时间发生了变化，就像历史的其他方面一样。林肯在历史中的地位也受到当时社会事件的影响。1865年，在“邦联”支持者眼中，林肯是他们的敌人，但他被联邦军队视为领袖。随着时间推移，前者观点逐渐消退，尽管这一过程相当缓慢。此外，林肯因被暗杀而进一步被支持者敬仰。

　　另一位总统安德鲁·杰克逊的声誉则随着新的历史视角而大打折扣，社会运动不断推动学者探索新的历史领域。在20世纪50年代，历史学家赞扬杰克逊是“人民的总统”，推动了普通民众参与民主政治的崛起。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原住民与其他社会改革团体一道，要求获得长期被剥夺的权利。这些抗议促使历史学家重新评估安德鲁·杰克逊的历史角色。无论是作为美军将领，还是作为总统，杰克逊的私人种植园就建立在印第安人的土地上，而在他的主导下，美国领土扩张了：田纳西州的三分之一、佛罗里达州和亚拉巴马州的四分之三、佐治亚州和密西西比州的五分之一都被纳入美国版图。

　　气候变化问题也促使历史学家重新研究20世纪20年代汽车燃料的选择。我编写的大学教科书开始增加关于20世纪20年代汽车制造商决定使用汽油而非植物燃料（一种更清洁的能源）作为汽车动力的内容。总统吉米·卡特的例子表明，气候行动主义促使我们重新认识卡特在环保政策上的远见。

　　南方周末：从思想渊源上来说，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策略是否可以上溯至美国的“孤立主义”传统？

　　南方周末：你如何比较罗斯福新政和里根经济改革对美国历史的长期影响？这两位总统代表了截然不同的经济理念，但似乎都塑造了现代美国。

　　戴维森：是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和1980年代的“里根革命”确实反映了美国政治中的两种对立意识形态。在这两者中，罗斯福的政策影响更为深远，因为他积极重塑了政府在提供社会救济和管理经济波动方面的角色。美国一直以来都重视政治权利，而罗斯福则强调：“真正的个人自由无法在缺乏经济安全和经济独立的情况下存在。”诸如社会保障体系和银行业监管法律等政策的诞生，源于罗斯福对传统观念的拒绝——即政府在经济困难时期不应提供帮助。

　　另一方面，里根因其出色的演讲能力被称为“伟大的沟通者”，他最初主张回归传统自由市场理念，声称：“政府不是问题的解决方案，政府本身才是问题。”确实，里根试图削减庞大官僚机构中的浪费问题。然而，他并未推翻罗斯福的社会保障体系。值得一提的是，当经济繁荣未能带来足够的收入以弥补其大规模减税政策带来的财政赤字时，他表现出了务实的一面，选择提高税收——尽管出于政治考虑，他将其称为“增加收入”（revenue enhancements）。

　　南方周末：很多人都把美国戏称为“新罗马”，这既是一种对于强权的调侃，也暗含着对美国力量的担忧，你对这种叫法怎么看？

　　戴维森：我之前没有接触过这一类比，但我并不感到惊讶。毫无疑问，这种说法在美国以外更为常见。但作为一个历史隐喻，我认为它并不特别有用。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往往受到个人野心的驱使，而他们的行为很大程度上由此决定。当然，这并不是说对美国权力的批评和对其主导地位的担忧没有道理。20世纪，美国经济力量崛起，在两次世界大战后变得更主导。然而，我认为更有价值的讨论应围绕全球经济利益的竞争展开，今天的世界格局更多是多个经济体之间的较量，美国和中国无疑是其中的主要参与者。因此，与其将美国比作罗马帝国，不如关注其经济行为。

　　南方周末：你的著作长期被美国中学选为教材，对于青少年来说，你想让他们可以从美国历史中学习到什么？

　　戴维森：我想分享一个片段，它涉及许多美国人深信不疑的观念——美国是一个“特殊的国家”（exceptional nation）。许多国家都觉得自身是特殊的，甚至觉得自身是“被上天选中的国家”。“被选中的民族”很容易将自己视为与众不同、更加优秀、更为纯粹。然而，不幸的是，这种思维往往导致分裂，而非团结。殖民时期的新英格兰清教徒罗杰·威廉姆斯（Roger Williams）曾尝试这样做，但他很快发现，让国家保持纯粹是行不通的。美国真正的独特性在于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所描述的：“这里不仅是一个民族，而是一个由众多民族组成的民族。”美国的特殊之处在于它跨大陆的统一是政治性的。它欢迎多元化，而不是要求所有公民思考方式一致。

　　南方周末：好莱坞从很早就开始拍摄关于美国历史的电影，你觉得好莱坞电影中塑造的美国历史是怎样的？如果让你选五部美国电影让人们来了解美国历史，你会选哪五部？

　　戴维森：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好莱坞并没有用一个统一的声音讲述历史。有些电影充满爱国情怀，而另一些则对美国历史持批判态度。电影公司既制作了宏大的历史史诗，也拍摄了被忽视少数群体的个人传记；既有深刻的历史剧，也有充满种族主义色彩的宣传片。最好的电影能让观众沉浸在特定时代的氛围中，让他们近距离感受到当时人们的生活体验。以下是关于美国历史上五个关键转折点的电影推荐（外加一些备选）。当然，还有许多同样优秀的电影可以选择。

　　关于美国独立战争：我不太喜欢很多关于独立战争的电影。但《决战怒河》（The Crossing，2000年）很好地再现了华盛顿横渡特拉华河的著名战役。

　　关于南北战争：《林肯》（Lincoln，2012年），这部由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的电影精准地展现了林肯生命中的最后四个月。丹尼尔·戴-刘易斯在片中完美演绎了林肯。

　　关于移民与同化：《西斯特街》（Hester Street，1975年），这一部优秀的电影聚焦于南北战争后新一波移民的生活。如果想了解当时上层社会压抑的社会风俗，可以观看《纯真年代》（The Age of Innocence，1993年），其中丹尼尔·戴-刘易斯扮演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角色。

　　关于民权运动：《塞尔玛》（Selma，2014年），影片描绘了马丁·路德·金及其他民权活动家在1965年从塞尔玛到蒙哥马利的抗议，以争取投票权。（备选：《炎热的夜晚》（In the Heat of the Night，1967年），这是一部带有强烈民权运动色彩的侦探片。我在1967年大学时代第一次观看时，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今天依然是一部震撼人心的作品。）

　　关于越南战争：关于越战的优秀电影至少有十几部。《野战排》（Platoon，1986年）是一个不错的起点，它涉及的事件与美莱村大屠杀非常相似。